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书名是〈Freakonomics〉，这个书名是作者想出来的文字游戏，把Freak（怪异反常的意思）这个字和Economics（经济）这个字联起来，成为Freakonomics。这本书的主题是：有许多事情看起来是很明显的，它的背后却有意想不到的来源、解释和后果；有许多事情，表面上是没有关联的，它们的背后却有密切的相互影响。作者特别用经济学上的工具，包括抽样统计等来确认他的结论。这本书的中文译者为这本书命名为《苹果橘子经济学》，是说一个水果的外表像苹果，但是当你把外皮剥开之后，里面是橘子。今天我想把我从这本书学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个安亲班，小朋友每天待到下午六时，再由家长来接回家，但是每天总会有几位家长迟到，害得老师在那里等家长把小朋友都接回家了，才能够回家。安亲班的老师请教一位经济学家，寻求改善的办法；经济学家说，那还不简单，迟到的家长就罚款，譬如说安亲班的月费是10,000元，家长每迟到一次就罚100元。安亲班在实施这个办法前，很小心地作了几个礼拜的观察，统计一下平均每天有几位家长会迟到；没有想到当安亲班执行罚款办法后，迟到的家长的数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一倍。后来，安亲班执行这个政策四个月后，决定取消罚款政策，可是迟到的家长数目没有因而减少，也没有回复到原来的数目，还是维持实施罚款办法以后的数目。

这个小故事可以用来阐释大家都熟识的大原则，当我们要选择做或者不做，或者怎样去做一件事的时候，通常有三个不同的诱因和压力，那就是第一、经济；第二、社会；第三、道德的诱因和压力。经济的诱因和压力，以安亲班的例子来说，迟到的家长每次得损失100元；此外，在公路上超速的汽车，罚款可以高达24,000元；念书成绩好，可以拿奖学金；工作表现好，可以得到分红…等等。社会的诱因和压力，以安亲班的例子来说，常常迟到的家长，在别的家长眼中，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甚至可能是亏待孩子的人，所以迟到的家长就有一份罪恶感；此外，如果办公室里别人都捐款赈灾，形成了一股压力，即使不慷慨的人，也得解囊；在公交车上坐得好好的，一位老先生上了车，正好站在面前，当然得站起来让坐，否则一车的人都会瞪你一眼…等等。至于道德的诱因和压力，以安亲班的例子来说，即使没有罚款，即使别的家长不知道你常常迟到，老是躭搁了老师回家的时间，良心上实在过不去；此外，下了班，同事放在桌上的私人日记，很想偷偷翻一下；散布明明知道是不真实的谣言，中伤别人，都是被认为不道德的行为…等等。

经济、社会和道德这三个诱因和压力，是相对的，是相互影响的。让我们回到安亲班的例子，为什么实行了迟到要罚款的政策后，迟到的家长反而增加了呢？因为许多人会觉得这个政策让他们可以用钱来消除罪恶感，经济的诱因可以取代社会和道德的诱因。捐血是大家公认的好事，但是它的诱因是别人的认同和赞美呢？还是良心的驱策呢？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当红十字会决定给每一位捐血人一份小小酬金的时候，来捐血的人反而减少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份小小的酬金，减少了社会和道德的诱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安亲班取消迟到罚款的政策后，迟到的家长数目没有减少、回到原来的数目；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四个月下来，家长忘记了、或者减低了迟到罪恶感，已经习以为常了。

很重要的一点是，经济的诱因和压力通常是可以量化的，往往是绝对的，它带来的奖励和惩罚，也往往可以量化的。你过了六点钟到达安亲班，就是迟到；你销售的人寿保险，总额超过去年的百分之二十，就是优良的业绩。同时，相对的罚款和奖金，也有明确数目的规定。但是，经济的诱因和压力，也是可以调整的。以安亲班的例子来说，如果迟到的罚款从一百元增加到一千，甚至两千元，迟到的家长的数目会减少吗？会减少到什么程度呢？但是会不会促使一些家长决定离开这个安亲班呢？如果捐血的报酬是相当可观的数目，那么捐血的人数会不会增加呢？本来自动捐血的人会不会继续来呢？更复杂的是，本来不捐血的人，有多少人是为了经济的诱因而捐血呢？捐血的人的职业、年纪、教育背景的分布，会有什么改变呢？捐血是不是会从一个公义道德行为，变成一个商业行为呢？历史上有名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的独立革命，正如Thomas Jefferson说：「两分钱茶叶税，导致了天大的改变。」

至于社会公义和社会上共同意见，和个人的道德与良心的诱因和压力，这两个因素却往往是相对的、不容易量化的；共同的意见和规范，往往随着时空而改变，上一代的年轻人，牵了女朋友的手去看电影会令人侧目，今天的年轻人在街头拥抱热吻，没有人会去理他们。至于个人的道德，可以说是每人心中有自己的一把尺，有相似、也有大不相同的地方。

当我们作选择和决定的时候，有时候会极端的以一个因素作为指引，有时候会在三个因素中找出平衡点。第一个极端是，只要在法律上找不到漏洞，社会大众的意见和声音可以不听不管，更不要谈自己的良心了。第二个极端是，只要赢得选票，只要商品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同，法律和道德都可以放在一旁。第三个极端是我行我素，「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的态度，好自为之。

一位朋友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她把皮包遗留在公交车上，第二天，一位老先生按照皮包里身分证的地址，把皮包替她送回来，她清点了一下，证件、信用卡都完整无缺，老先生说皮包里的三千元现款，是不是可以送给他？我的朋友同意了，整个小故事就圆满结束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分析一下，拾遗不报，在原则上是违法的；假如老先生只要那三千元现款，他可以把现款留下来，把皮包丢在水沟里，但是他会担心失主重新申请证件和信用卡的麻烦。老先生也可以把皮包送回去，按照常理，失主会给他一点酬金，但是假如失主比较小气的话，老先生会不会觉得不甘心；老先生是一个小贩，也许他想跟失主见一个面，如果失主的经济情形不好的话，或许他就不开口要那三千元了；站在失主的立场，皮包失而复得，免掉了许多麻烦，三千元的现金可以看成原本已经失去的东西，而且对他也不是不可承受的损失，何况让一位当小贩老先生得到一个小小的意外之财，何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这个小故事点出了一个有趣的平衡点。

让我讲一下社会公义、公德心和个人的良知良心，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平衡点，一个极端的观点是人的良知良心是与生俱来的，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人性离开了善良，只不过受了他所处环境的影响而已。另外，一个极端的观点是荀子主张的「人之初，性本恶」，希腊的名哲学家柏拉图Plato认为良知良心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守规矩、做好事，只不过是因为有别人在旁边监督而已。柏拉图在他写的书〈共和国〉The Republic里讲到，一个牧羊人叫做盖吉士Gyges的故事，这个牧羊人有一天在山洞里找到一个戒指，他发现戴上了这个戒指之后，别人就看不到他了，他利用这一份神奇的力量，跑到皇室里，引诱了皇后，谋杀了皇帝，自己就当上皇帝了。柏拉图的论点是，当一个人有了隐形的神力时候，他无法抵抗去偷、去抢、去杀的诱惑；换句话说，良心和道德是社会群体生活之下的一个产物，当众人监视的力量消失了的时候，良心和道德也不会存在了。柏拉图还说假如有两个人都有隐形的戒指，一个戴了戒指去做坏事，另外一个却不做坏事，不做坏事的那一个人一定被认为是傻瓜。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经济学大师Adam Smith认为，人性并不是完全自私的，对别人的同情，体会别人的快乐，都可以说是道德上的感情Moral Sentiments，它们会影响我们个人的道德标准和判断。

经济、社会和道德这三个诱因和压力，会带动我们的社会向前进，会帮助每一个人去规范自己的生活和行为。有健全的经济和法律的规范的社会，是一个进步的社会；有良好的公共道德规范的社会，是一个文明的社会；有正义、有良心的一个人，是一个有教育、有教养的人。这都值得我们正面的去思考，去共同努力。

祝您有一个平安的一天，不迟到、不超速，我们下周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