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报的中国梅毒总发病率（每十万人口），和中国先天性梅毒发病率（每十万活婴）。数据来源于中国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TD Control）

尽管梅毒感染可以是无症状的，如果没有广泛的筛查因而难以诊断，然而该疾病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感染梅毒的人群对于感染和传播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拥有更高的风险；超过一半的感染梅毒的孕妇会发生自发性流产或者死胎；先天性梅毒婴儿可能会产生严重的，不可逆的后果，其在婴儿期的死亡率超过50%【3】。

近期中国梅毒流行与扩散给社会和环境对于性健康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其他国家和文化也有启发意义。但是，在中国，过去二十年里的社会变革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在其它低收入和中度收入国家所看到的小步调的城镇化和发展。和过去重大的社会变革所经历的一样，包括世界大战，都伴随着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升高，当代的社会因素对于梅毒的传播和控制两方面都有着影响。随着一九八零年代中国经济逐步变得更市场化，有钱的中国商人和没钱的年轻妇女两者的增多，转化成了这个国家的商业化性产业的需求和供应两者的扩大。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影响着梅毒控制项目的有效性，重点表现在两个相互抵制的方面：一方面是，尽管有为了边缘人士群体的权利新近建立起来的倡导组织（advocacy organization），这些组织可以为扩展这些梅毒控制项目提供一个基础，另外一方面是，与高风险行为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耻辱对于广泛开展梅毒筛查是一个严重的妨碍。

带来最大的梅毒风险的行为——买卖性行为和男性同性恋行为——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都会带来正式和非正式的鄙夷。国家监测数据表明，女性性工作者和于同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不成比例的承担了中国梅毒流行的负担，部分原因是在这些人群中不安全的性行为提高了感染率【2】，部分原因是对这些性行为的鄙夷使他们不去主动寻求必须的治疗。在中国，与同性发生性行为的男人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与女性）结了婚的，因此将梅毒传播给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担忧。现有的有限的数据表明，对于被贴上“社会异类”标签的担忧使得这些边缘人士群体远离了官方的性病防治中心，而在这些地方执业医生使用国家的治疗指南，同时也拥有标准的实验室设施。

经验数据表明，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性工作者，她们（or 他们？）有理由害怕当局的管理者，因为***对于商业的性行为的传统措施包括罚款到行政拘留于“再教育中心”【4】。最近，公共卫生部门和公共安全部门的合作已经增多了，在拘留的性工作者中开展了性传播疾病和HIV的服务，但是，对于被拘留的性工作者，还是有许多其它的重大的社会后果【4】。尽管对于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鄙夷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这个负担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结构表现的更为严酷，因为中国社会高度重视尊严或者说“面子”和社会关系（“关系”）。对于梅毒的鄙夷和孤立，带来了现在所面临的障碍：在中国的高风险人群中广泛的开展梅毒筛查。

在中国，如何系统地对遭受鄙夷的高风险人群提供梅毒检测和控制项目，是当今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课题，特别是考虑到“公民社会”（为了公共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非政府组织，协会，公司等）才刚刚在中国萌芽。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集中于强化边缘人士群体的权利，它默认了一个公民社会的存在。已经有数个当地的倡导组织站出来填补这个重要的阶层。这些早期的组织为这些边缘人士群体提供咨询和梅毒检测。这些途径在中国的许多高梅毒感染率地区都得以复制【5】，

随着梅毒快速诊断试剂的使用，在非传统的地点提供梅毒检测是可能的，这些试剂敏感而且特异，而且可以使用刺破指尖取血。这些简单廉价的检测试剂不需要任何仪器，检测结果也可以在30分钟内获得【5】。快速诊断试剂何以在难以开展传统的梅毒检测的偏远的诊所使用，也可以用于桑拿场所，妓院（brothel，中国已经没有明文的妓院了哈），娱乐场所，以及其它商业化的性场所。快速诊断试剂使得梅毒筛查扩展到以往不能触及到的许多地理区域，他们也为梅毒感染者寻求治疗和促使伴侣检查提供了一种驱动力。现在，一些倡导组织已经建立了一种对当地梅毒流行状况的发现和反馈的记录系统。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系统方法来维持这些努力以及把这些努力和HIV项目联系起来。

尽管当地的倡导组织的声音在不断壮大，扩大这些在边缘人士群体的成功梅毒控制方案或者创新仍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培育可持续的梅毒控制项目要求众多广泛的社会变革。在1936年，Surgeon General（美国政府公共卫生首席发言人，三星上将，不知道怎么翻译）Thomas Parran
发起了一项全美范围的项目来诊断和治疗梅毒，把梅毒控制置于全国公共卫生日程的前沿和中心。梅毒因此由一个罪恶的窘境转变为一个值得公共卫生努力的疾病——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催化了当地公共卫生资源的扩展。

梅毒控制的这些收益也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这也是为什么50年前梅毒在中国罕见的原因。在1950年代早期，马海德（美国医生，美国名叫George Hatem，他成了一个中国公民。1986年获得了Lasker奖）和其他一些中国高级公共卫生官员组成了跨专业的委员会，来帮助关闭商业的性产业。在作出决定的几个星期内，数以百计的妓院被永久的关闭了，数以千计的性工作者采用了青霉素治疗，在这些过往的性工作者中梅毒控制措施成为一项常规。全面措施采取十年之后，性传播疾病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尽管类似的全民措施在现代中国不可能再可行，这些措施的核心因素应该被再评估：广泛的梅毒检测和治疗的常规化，跨学科的合作，政府最高部门深度的决心和支持。

随着梅毒病例数目在中国许多地区的持续攀升，强化了公共卫生需要实质变革的要求。在梅毒最高发的省份，对于孕妇和高危群体提供了免费的梅毒筛查和治疗。中国政府当前有一项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来分析性传播疾病治疗的扩展对HIV新感染率的影响。政府部门的项目已经为变革打下了基础，通过帮助在非传统的地方建立梅毒检测，允许倡导组织的发展，以及对这些组织的支持等。但是，如果梅毒要再次被控制和消灭的话，更广泛的认识到性传播疾病是一种公共卫生问题，政府部门不断更新的财政支持，以及倡导组织的技术投入，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